对于霸座事件，舆论一般把它解释为不诚信行为，呼吁要加强诚信建设。

对于法定犯，一般从禁止恶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的性质，例如盗窃罪和诈骗罪都是所谓的自体恶，这些犯罪属于是财产犯罪，是无对价的取得他人财产，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行为。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统一的刑法典模式，除了刑法典以外，没有附属刑法，单行刑法也极为罕见，所有的犯罪都毫无例外的规定在刑法中。

当然，刑法独立性说也不排斥在法定犯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从属性，这是在刑法独立性框架下的行政从属性。值得注意是法定犯的自然犯化。对此要全面、辩证的看待： 一方面，行政认定对于法定犯的司法认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在认定法定犯时，不仅要了解刑法的规定，而且要了解前置法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认定法定犯。由此可见，违反普通许可的行为具有破坏国家管理秩序的性质，而违反特许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管理秩序，还另外具备侵害国家或他人财产权的性质。

德国在18世纪出现从警察国到法治国的转变，在警察国的背景下，警察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刑罚权，由此产生了所谓警察犯的概念。自体恶和禁止恶的主要区分在于是否违反伦理观念。不过，从保证司法效率和科学性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技术甚至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司法领域势在必行。

法律事实作为一种法律上拟制的虚拟事实有可能只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存在的虚拟事实作为同一性证明对象，法律事实内在所追求的客观性就会受到严重挑战。近期出现的美国动用联邦政府乃至全国的力量围剿中国华为公司的现象，某种程度上都是拥有数据产权企业自我迅速成长，而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因为没有足够的赋能无法适应数据霸权所形成新的业态和新的数据生态圈被迫做出的制度性回击。②这个案件很离奇，离奇的地方不在于案件的事实，因为最后案件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杀人案件告破，真凶被抓到，法律事实还原了客观事实。证据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与人类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密切相关。

从逻辑上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道听途说的东西很难进入正史，自然也就不可能作为司法审判定罪量刑的证据。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数据 虚拟事实 法律事实 法律效力 证据证明力 。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就赵志红死刑复核案答记者问时，对赵志红自己供述的没有最终确认的犯罪事实做了如下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对4起犯罪事实不予确认，是基于证据不足的状况而作出的法律推定，并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至于说客观事实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认知能力之外，只能依据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关联性逻辑运算，最终勾画出一个最接近客观事实的主观事实，毫无疑问，这样的主观事实是一种价值事实，是在平衡了各种利益之后为所有人都认同的事实。为何要禁止统计司法公开数据?一些法国的法律专家认为:如果案件已经出现在公共领域，那么任何人都应该有权对源自该案例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显示或揭示他们希望的任何内容。证据制度主要包括什么是证据，哪些人应当提出证据，如何收集保全证据，怎样审查证据，怎样运用证据进行诉讼证明，诉讼中的证明应当达到何种要求等。

大数据技术一方面提高了证据收集的效率以及提升了证据的证明力，方便了司法判案，但另一方面，大数据本身并没有对客观事实进行新的改造，只是提供了更多样本的经验参考，所以说，依托大数据进行的司法技术创新的范围是有一定界限的。周强院长指出:要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人民法院工作能力和水平，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证据制度中的其他制度都是属于辅助性的，只有证明标准制度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本文侧重研究的是作为传统社会形态下赖以进行司法判断的法律事实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面对法律上证明的障碍，提出破解这种认知障碍必须要依靠司法能力的数据化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对应判断标准，与此同时，随着虚拟事实①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然要认真对待虚拟事实的法律效力问题，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必须重新作出适应性调整，以利益为导向的法律价值必须要回到传统经典道德中寻找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

对于不在区块链中的信息，由于处于散存状态，信息的客观性比较差，作为客观事实的证据的证明能力也很差，故区块链下的信息需要在法律制度上赋能，而不是传统制度形态下的赋权。围着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对传统的法律事实证明方法必须加以系统性的改造。

所以说，数据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数字生存问题以及数字技术下司法公正的可能性问题，司法作为国家公器，也面临着数字时代的生存能力问题。如果证据标准严格，对于民事案件来说，没有证据意识的当事人就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对于行政案件而言，行政机关当然就会承担败诉的后果;对于刑事案件来说，抓不到人，就会引起公众不满，破案率不高就无法证明公检法机关的有能。

为此，要继续保持原有的司法审判制度对法律事实确认的权威性，必须要对虚拟事实的创造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要在制度上增设赋能的义务。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却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种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强行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定鸿沟的认知方式有着自身存在的历史和逻辑依据。就赵志红案而言，造成证据不足既有当时侦查技术落后、案发距破案时隔已久证据湮灭等客观因素，也有赵志红长年连续作案可能记忆混淆导致供述不实等主观原因。这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张扬和进步，体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进步。所谓的疑罪从无司法审判原则背后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制度上究竟如何有效地证明司法审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同一性。

但大数据技术甚至是人工智能技术引进司法审判，很显然，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影响到法官自身的自信心，法官造法②更成为一种法官个人能力无法支撑的空谈和神话。要为非数据生产者提供数据生存权的制度空间，同时要采取制度手段来帮助所有的数据拥有者能够通过赋能方式进入区块链所构成的数据生态圈，从而保证每一个传统社会形态下的社会主体在数据时代仍然可以获得一份与主体尊严相适应的数据人格和平等权利。

2014年11月27日中央一台《撒贝宁时间》讲了一个法制故事，故事说一个叫张燕的女人晚上做梦，梦见其失踪的弟弟张永成托梦告诉她，说他被他人杀害，并且还在托梦中向张燕指出了杀人凶手和杀人现场。所以，证据制度的认识论意义是传统司法体制的正当性基石，是不可随意触碰的蛋糕和奶酪 但是，这种处于不同文明形态下的证据制度以及试图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架起可靠的逻辑桥梁的制度设计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文明样态下，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要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司法大数据作为基于司法活动产生的海量数据所蕴含的重要价值，运用大数据思维，应用新工具新算法，服务司法实践、服务公众需求、服务社会发展。在传统社会中，证据制度是人类认识客观事实的武器，缺少证据制度，就无法构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框架，也无法建立可靠的诉讼制度来解决各种人世间的利益纠纷，体现社会公平，伸张社会正义。

结果张燕向公安机关报案，果真在托梦中所指出的杀人地点找到了被害人张永成的尸体，警方顺藤摸瓜，也找到了托梦中所指认的杀人凶手，警察在排除了报案人张燕杀人嫌疑后，找到了真凶，真凶也交代了罪行，最后认罪伏法。这是一种获得法律事实的制度保障措施，没有程序审核，就无法保证法律事实证明过程的可靠性。如果司法的数据处理能力赶不上私人数据处理能力，司法就失去了维护社会公正的资格和能力。所谓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越来越变成数字技术下虚拟事实与虚拟事实、虚拟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能力博弈。

例如，美国辛普森杀人案④中因为办案警察本身带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在制度逻辑上就无法通过程序审核的关口，即便有问题的警察本身没有违反程序，但警察个人品格或能力上的瑕疵都可能影响到由此产生的证据的合法性。理论上讲，司法程序对事实的认定采用的证据应当是可靠的、真实的，必须与客观事实存在最大的相似度，但在实践中，具体办案人员和机关要寻找到有用的证据是比较困难的。

人类社会每一次文明的阶梯式进步都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升。因此，司法审判中的以事实为依据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而是被证据所证明的、为司法审判程序所确认的虚拟事实，这种事实是法律事实，体现的是法律价值，反映的是法律正义，与以结果为导向的社会正义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值裂痕。

所以说，证据的证明标准界定在什么样的尺度范围内，这是现代诉讼法学理论颇为头疼的一件事，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美国法律科技专家NicolasEconomou称，这一规定将延缓法国法律科技创新的进程。

三、数据时代虚拟场景的事实证明能力与证伪成本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日新月异，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主要经过了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随后进入了十七、十八世纪的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以电的发明为基础的电气文明时代，二十世纪中叶后的信息文明时代以及最近二十年才开始出现的数据文明乃至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文明时代。人工智能影响的重点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经济领域受到的冲击和因此而产生的改变最大，但是，人工智能真正带来的挑战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的解构，由此引发了人工智能时代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我们跟进加以研究，并尽量在传统与现代、当代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关联。在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消除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逻辑鸿沟之前，对于所有的数据拥有者进行制度上的赋能是非常必要的，赋能可以使更多的数据拥有者入围，获得数据时代的生存资格，通过进入区块链构建的数据生态圈进而具备数据环境下的数据人格。据ArtificialLawyer杂志统计，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禁止对法官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法律，将成为法官司法科技公司蓬勃发展的最大障碍。

休谟把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要素，并认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逻辑鸿沟，无法建立事实与价值之间一致性的逻辑判断机制。在传统司法审判程序中，程序审核、权威认定、排除非法证据等都是形成法律事实最基本的判断方法。

应当说，这起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具有同一性，依据法律事实作出的判决也完全正确。否则，就会涉及刑事司法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既然托梦就能找到真凶，那么，所谓的法律事实根本就是不可靠的，有某种不受人类认知能力左右的因素决定着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吻合程度，故这样的证据如果采信了，刑法制度所具有的惩罚犯罪的意义也就会荡然无存，因为对托梦引发的可证明犯罪的各项证据的采信意味着神断或者是命由天定，人们能够认识客观事实也不过是偶尔碰碰运气，对罪犯的刑罚惩罚也是天罚的一种结果，人定胜天成为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制度成本理念，就无法推动司法审判制度有效地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同时，也会因为司法审判程序中遇到的大量的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案件审理的久拖不决，从而严重影响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在赵志红交代的21起涉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的犯罪事实中，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只认定了其中17起，有4起犯罪事实没有予以确认，包括赵志红自己供述的呼格案。